千金難買

K先生在博客懷緬年少青澀的年代，文字如何把人連繫起來。說青澀、說年少，說來並不真的是那麼久的事。自問仍然帶點green味，只有信紙悄悄在布袋裡發黃，提醒自己，以往還有一段比現在還要綠的日子。綠油油的，還相當美麗呢。

雖然鍵盤和原子筆（還是會漏墨那種）的觸感相當不同，但寫出來的文字，還是有血有肉。有刺也好，沒刺也好，都是真真正正刻畫人生某一點的風景。或遼闊或幽閉，或光明或黯淡，都埋藏在那平實無華的空郵信封中。

因此，衷心感謝K先生、WJT小姐和每一位曾給我寫信的人。每一道筆痕，都盛載歲月的重量，卻難掩時光的輕盈。

忘記大學

此地力籌三改四，彼邦反擬三改二。《明報》引述英國《泰晤士報》報道，英國政府鑑於貧苦學生、成年學生負債攻讀大學，急於畢業以減經濟壓力，有意縮短大學課程，由三年改為兩年，希望英國政府希增加年青人入讀大學的機會。

大學不是越長越好，但以我十九至二十二歲在大學讀書三年的經驗看，第一年根本未懂大學的學習方法，學科內容非常陌生，寫長文、寫實驗報告的技巧，也花了很多時間琢磨；難道第二年就要寫畢業論文？

就算以功利的角度看（「大學只是為僱主培養合用的員工」），增加大學生人數，也未必代表每位畢業生都可以找到好工作，還清借貸。勞動市場能否配合，要現乎經濟結構裡的很多因素。

大學可謂不少人的「黃金時代」。或許各位曾讀大學超過兩年的朋友，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你的大學生活只有兩年，你失去的是甚麼，得到的又是甚麼。

如果大學學習的東西真的可以中學免費教育的內容或工作的實戰經驗代替，那倒不如宣佈，忘記大學吧；當勞動市場的新血全都中學畢業，僱主不會也不能先看看你的大學畢業證書夠不夠體面。如果中學已是「不成功，便成仁」的火併戰場，浴火後進入另一競技場，省卻大學的自由和快樂給予你假希望，又不用擔心自己學歷不如人（因為人人都是如此），其實根本無所謂。如果大學真的只是「好員工訓練所」，中學也可以當「好員工訓練所」。真的沒所謂。

繼續虛擬

買了最新一期U Magazine，「封面文章」介紹京都「町家」（一種在江戶中期至昭和初期建成的木屋）的「染布體驗」、「製作蕎麥麵體驗」等活動。匆匆看畢，像已一 遊，莫非是另一個「想像比實踐吸引」的例子？如果讀者光看雜誌介紹旅程就滿足，不知道雜誌應為內容繪影繪聲、具感染力而高興，抑或為替航空公司、旅行社等 合作伙伴「倒米」而擔憂。

當然，看了雜誌的介紹就已感八分滿意，可能只是我最近奇怪的自我發現。

回 港後，立即打開日本地圖，計劃下次的行程。計劃和想像都是旅遊的重要部分。計劃不只肩負「簡化旅途細節」的職責，還可加送不少的樂趣。只要想像到可以妥善 安排行程，以經濟的方式走遍想到的地方，時間、辛苦程度、支出都平衡得宜，就會相當滿足。為旅客設計一個適合的「黃金路線」，往往能為計劃者帶來很大的成 就感。
無論如何，經過計劃、想像的旅行，必須成行，才可完成整個過程，為旅客和計劃者帶來圓滿的滿足感。

但是，最精彩的部分，彷彿就在計劃的時候；實踐旅程只為完成整套步驟。如果不求別的，只為一剎抽離你小圈子現實的經歷，「只計劃、不實行」的旅行，和在家看電影一樣，一旦順利進入場景故事，兩小時「親身歷險」，樂在其中，貫徹虛擬的生活常態，埋單盛惠四十大元，抵玩至極。

爆彈

這是昨晚的一點美食：爆彈黑咖喱牛肉飯。雖然我不太吃牛，但面對皮脆飯香的爆彈和風味十足的黑咖喱，不得不吃幾口。

這則是在日本越後湯澤車站購買的「爆彈飯團」，大得難以置信，餡料卻很少，米飯缺乏香味。

《三丁目之黃昏》

電影定位為「國民的娛樂」（參電影的正式網頁），擺明車馬以日本人的集體回憶為賣點。電影對昭和33年（即終戰後13年）的生活描寫，處處流露對夕日町三丁目居民的純樸、無機心性格的嘉許；作者（漫畫作者／編劇）對戰後從頹垣敗瓦中重新崛起的日本的「功臣」（即一般國民）大概存有感謝之心，也簡單地希望歌頌夢想和希望。可以想像，日本（特別是東京）中、老年的人都很可能甚有共鳴（否則本片可謂徹底失敗）。

香 港也「從小漁村躍居亞洲四小龍之一」，現在還當上「國際都會」；先別談付出了甚麼代價、扭曲了哪些價值，從表面看，畢竟是繁華起來了。不少香港人還堅信那 奮鬥就會成功的「香港故事」。這或許就是《三丁目的黃昏》得以外銷到港的原因。不是每齣在港上映的日本電影都那麼「大路」，這齣倒是相當切合特區主流情 緒。

不 過，電影裡，好人沒有誇張地得到好報：鈴木家沒有真的把車子賣到外國，令鈴木的家族小生意變身成大企業；茶川也沒有得到甚麼文學大獎，甚至Hiromi也 還沒有回到夕日町（留下拍續集的尾巴？）不過在東京塔慢慢建成的四季裡，夕日町的人、事、物慢慢流轉，眾人還是忠直地為一些現在看來很平常的事大樂不已。

電 影主要強調各種情誼，而有關「繁榮」的意象，其實不多。除了東京塔，也許就是青森學生在火車上，看見東京市景時的興奮情緒，還有鈴木家的雪櫃和電視機。六 子對洋果子的好奇、眾人為新電視機興奮不已，正好描繪了那個從貧乏到小康的轉變過程。電影中無人挨窮挨餓，鈴木太太甚至要設法讓兒子不要覺得一切得來輕 易，但Hiromi卻要為還債「賣藝」。我想，時至今日，同一小街上還可能有貧富相距甚遠的你我他；昭和33年，骨子裡並不遙遠。

鈴木家的電視機既是一般日本國民「步入小康」的象徵，也是夕日町民一次聚集同樂的理由──香港的高樓居民大概覺得這種矮屋子下的「社群溫暖」讓他們眼眶濕潤，我倒想知道這種社區關係的現況怎樣。昭和33年，突然又飄遠了。

說到底，電影還是少談繁榮進步、多談情說愛。煽情也好、老套也好，這就是集體回憶必需的凝聚力。

電 影最後段，眾人看著建成的東京塔，見證著日本邁向富足的生活之餘，卻又眺望夕陽，期望將來夕陽同樣美麗。那要變，還是不變？變甚麼、不變甚麼才 好？文明發展、科技進步，生活就會改變；你要買雪櫃嗎，騎腳踏車送冰的先生就會失去一個顧客。諷刺的是，正因為社會變了，昭和33年東京下町的風景才那麼 吸引，才可以成為別有風味的集體回憶。今天看來，倒希望這電影把我們拉進場的力量，存於人間；可是，能不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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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節──首場──《小孩不笨2》

沒有認真看過《小孩不笨1》，就在添馬艦露天場地觀看《小孩不笨2》 故事的中產父母，罵孩子罵得不可理喻，又不把性知識教授予小兒子（老師也有責任），看得我眼火爆，一方面慶幸自己的父母不是這樣，另一方面很希望電影裡的 小孩子可以教訓教訓這對父母。畢竟，嚴格、苛刻、忙碌的父母的「事蹟」，已聽過不少，但電影以極誇張手法表達孩子受的冤屈，很難令人不立即熱烈地站在孩子 的一邊。

新加坡的打 藤之刑，對港人來說實在難以想像。誠如電影所說，在公開場合給打藤的受害人，受的不只是皮肉之苦，還有莫大的屈辱。他可能以後也不做那令人給打藤的錯事， 但他的尊嚴和自信，卻不會像建制大人的期望一樣，立即回到「應有」的水平，好讓他以後表現優良。電影發展至此，兩主角（為中學同學）都幾乎誤入歧途，我幾 乎爆炸的情緒也大為降溫，悲哀之情緩緩湧起。

《小孩不笨2》 以極其戲劇化的場景作結：中產父母突然涕淚交流地醒悟過來；不懂表達的單親父親意外死亡，臨終還感動了兒子的校長再取錄兒子，還栽培他當搏擊手。這樣一連 串的催淚場面，固然令台下觀眾感動不已；但一想到現實的學校、父母所擁有的權力和影響力，以及他們對孩子的潛移默化，並不像電影般明顯、誇張、大起大落， 就有點心寒。父母未必知道現狀有甚麼問題，電影只是電影，我們家就不會這樣教導子女。一切都悄然發生，可能沒有童黨、沒有打藤、沒有學生遭革退；到小孩長 大成人，我們才比較全面知道他／她的成長背景對他／她的影響。或好或壞，到了那時，都難以彌補了。

值得一提的是電影對新加坡華語、英語間的勢力關係，著墨不算很多。或許讀者可以把有關的情況告訴筆者。

我們是快樂的好兒童

電腦打印的字體，充斥於每天的工作間。今天，又在勞神校對，眼睛在兩份同樣密麻麻的文件之間穿梭跑動，差點把原稿和修訂稿都搞亂了。然後，突然回到一個沒有Times New Roman沒有新細明體的年代。

那是油印工作紙的年代。陳老師黃老師莫老師的字跡，各有特色；現在回想，剛烈、溫婉、工整、清新，不知能否勉強地「對號入座」，以字體質素觀各老師的教學風格？無論如何，粗糙的廉價紙張上的油墨，泛著小學應有的儉樸之風，也甚有人味。

那是十二度（或十度）以下才可以穿灰絨長褲的年代。

那是一、二年級可以和五位同學分享一個「戰艦型」書桌陣的年代。

那是像巧克力盒大的筆盒方興未艾的年代。筆盒有五個按鈕，按動一號，內置鉛筆刨會升起；按動二號，裝橡皮擦的小暗格會彈出；按動三四五號還會有小型放大鏡之類的東西冒出來。

那也是三月天地板會「出水」、桌椅會發出鐵鏽和潮濕木材氣味的年代。

那更是從走廊看著不遠處的晨運客搖動手臂，已足夠讓我們笑上好一陣子的年代。

還有，還有，還有狹小的禮堂舞台給予十一歲孩童的偌大空間：我們說、我們唱、我們演出；我們展示常識、我們發揮創意。我們讓建制內的眾人滿意，卻也自得其樂，每天笑著背起石頭似的書本，跑著樓梯、嗅著木材味，畫水彩畫、弄紙黏土、打鐘音條。

我們是快樂的好兒童。

26 and counting

26 and counting.

Thankfully, I'm still coun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