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丁目之黃昏》

電影定位為「國民的娛樂」（參電影的正式網頁），擺明車馬以日本人的集體回憶為賣點。電影對昭和33年（即終戰後13年）的生活描寫，處處流露對夕日町三丁目居民的純樸、無機心性格的嘉許；作者（漫畫作者／編劇）對戰後從頹垣敗瓦中重新崛起的日本的「功臣」（即一般國民）大概存有感謝之心，也簡單地希望歌頌夢想和希望。可以想像，日本（特別是東京）中、老年的人都很可能甚有共鳴（否則本片可謂徹底失敗）。

香 港也「從小漁村躍居亞洲四小龍之一」，現在還當上「國際都會」；先別談付出了甚麼代價、扭曲了哪些價值，從表面看，畢竟是繁華起來了。不少香港人還堅信那 奮鬥就會成功的「香港故事」。這或許就是《三丁目的黃昏》得以外銷到港的原因。不是每齣在港上映的日本電影都那麼「大路」，這齣倒是相當切合特區主流情 緒。

不 過，電影裡，好人沒有誇張地得到好報：鈴木家沒有真的把車子賣到外國，令鈴木的家族小生意變身成大企業；茶川也沒有得到甚麼文學大獎，甚至Hiromi也 還沒有回到夕日町（留下拍續集的尾巴？）不過在東京塔慢慢建成的四季裡，夕日町的人、事、物慢慢流轉，眾人還是忠直地為一些現在看來很平常的事大樂不已。

電 影主要強調各種情誼，而有關「繁榮」的意象，其實不多。除了東京塔，也許就是青森學生在火車上，看見東京市景時的興奮情緒，還有鈴木家的雪櫃和電視機。六 子對洋果子的好奇、眾人為新電視機興奮不已，正好描繪了那個從貧乏到小康的轉變過程。電影中無人挨窮挨餓，鈴木太太甚至要設法讓兒子不要覺得一切得來輕 易，但Hiromi卻要為還債「賣藝」。我想，時至今日，同一小街上還可能有貧富相距甚遠的你我他；昭和33年，骨子裡並不遙遠。

鈴木家的電視機既是一般日本國民「步入小康」的象徵，也是夕日町民一次聚集同樂的理由──香港的高樓居民大概覺得這種矮屋子下的「社群溫暖」讓他們眼眶濕潤，我倒想知道這種社區關係的現況怎樣。昭和33年，突然又飄遠了。

說到底，電影還是少談繁榮進步、多談情說愛。煽情也好、老套也好，這就是集體回憶必需的凝聚力。

電 影最後段，眾人看著建成的東京塔，見證著日本邁向富足的生活之餘，卻又眺望夕陽，期望將來夕陽同樣美麗。那要變，還是不變？變甚麼、不變甚麼才 好？文明發展、科技進步，生活就會改變；你要買雪櫃嗎，騎腳踏車送冰的先生就會失去一個顧客。諷刺的是，正因為社會變了，昭和33年東京下町的風景才那麼 吸引，才可以成為別有風味的集體回憶。今天看來，倒希望這電影把我們拉進場的力量，存於人間；可是，能不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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